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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93年，為了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，有關部門舉辦了一次“毛澤東與我”的大型征文活動，我將父親所寫的《毛主席聽我說相聲》一文寄了過去。后來，這篇文章與曾志同志的回憶文章一起榮獲了一等獎。只可惜頒獎儀式的時候，父親已經(jīng)不在了，是我替父親去毛主席紀念堂領取由余秋里同志親自頒發(fā)的獎品和證書的。獎品是一塊有8個角的長方形鍍金手表，表盤上繪有毛主席頭像和“毛澤東與我征文紀念”的銘文。據(jù)說此表只做了100塊，十分珍貴，我領到的一塊是027號。此外，還有許多書籍，多是回憶緬懷領袖的專輯。其實，中南海里喜歡聽父親相聲的還有劉少奇主席、周恩來總理和其他許多國家領導人。但是，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樣熱愛相聲的“觀眾”，也許這個曲種今天早已不復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。至少，后世再也見不到侯寶林表演時的風采了，因為父親一生唯一的十幾段相聲錄像，正是1975年專門為在湖南養(yǎng)病的毛澤東主席錄制的，盡管那時已經(jīng)不再是父親舞臺生涯的黃金時段。

　　1975年1月，四屆人大開會期間，父親接到命令：為病中的毛主席錄制相聲。直到今天，沒人知道：當初是誰作出了一個這樣大膽的決定？是誰制定了錄像的內(nèi)容？為什么只選中侯寶林的？為什么多數(shù)為傳統(tǒng)作品而很少新編的？為什么最終只錄制了10個大段和2個小段？毛主席到底看到這些錄像沒有？沒人解答。當然，這些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再重要了。

　　從1965年10月父親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到1975年在中央電視臺錄像，時間過去整整十年，從單位的得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，如果干這件蠢事的不是我……我相信，父親一定會大發(fā)雷霆。那服裝箱里取出的大褂渾身上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蟲眼兒，好在那時的錄像設備和今天的無法相比，清晰度不高，只要不用特寫，觀眾是看不到的。1992年，我親手將這件承載著重要歷史的淺灰色純毛嗶嘰的大褂扔掉了，父親當時想制止我，我強詞奪理地說，是怕放在家里把其他的演出服都感染了。發(fā)生這樣的事情，如果是在以往，如果父親不生病，不是病天，父親聽我解釋后，只是用一種非常凄涼的目光看了我一會兒，然后嘆了一口氣，就再沒說一句話。后來，每當我想起他當時的目光和嘆息時，就會立刻哽咽，眼淚也會奪眶而出。我為我的無知和莽撞深深地懊悔。父親的確是個智者，他一向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不同的孩子和學生。像我，父親很明白，早晚有一天，當我的意識蘇醒時，我的自責會遠遠大于他當時對我的幾句訓斥。

　　因為演出中斷了十年之久，歷經(jīng)滄桑年近花甲的父親擔心自己會忘詞兒，就請人將臺詞寫成大字報的形式，懸掛在攝像機旁以防萬一。為了配效果，臨時調來幾十名警衛(wèi)連的戰(zhàn)士充當觀眾。不料這些小戰(zhàn)士多是農(nóng)村兵，很多人根本沒聽過相聲，又是天南地北哪兒的人都有，語言障礙、文化背景使得他們一時難以搞清說的是什么。最后，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一個辦法：由一個懂行的明白人，手擎一面小旗，需要笑聲的時候，將旗高舉，大家就笑。不管臺上說什么，只要用眼睛盯著那面旗子跟著笑出聲就可以了。這就是現(xiàn)如今，中央電視臺經(jīng)常播放的侯寶林郭全寶對口相聲錄像的來歷。不幸的是，據(jù)說其中《賣布頭》、《戲劇雜談》已經(jīng)部分脫磁，不能再用。

　　下面是幾段父親和其他老一輩領導人的故事。

　　有一次，父親在中南海演出結束后應邀和中央首長一起觀看卓別林的電影《殺人喜劇》(又名《凡爾杜先生》)。父親被安排坐在劉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邊，電影是原文的，王光美同志負責為劉主席翻譯。很快，銀幕上出現(xiàn)了一個藥瓶的特寫，標簽上的英文自然難不倒這位師大化學系畢業(yè)的高材生，她讀出聲：“CHLOROFORM(氯仿)�！比缓笥中÷暤刈匝宰哉Z：“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坐在她身邊的父親輕聲說：“是一種麻醉劑�！薄澳�懂英語？”王光美同志顯然很詫異。父親急忙解釋說：“不！我只是看過劇本�！憋@然，這次意外的接觸，給這位國家主席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她對父親有點“刮目相看”。父親再次見到王光美同志已經(jīng)是十幾年以后，1977年人民大會堂的春節(jié)團拜會上了。在經(jīng)歷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難以后又能重逢，大家都非常激動，相互牽掛著的心總算得到了慰藉。或許是注定的緣分，這年“十一”的國慶招待會上，他們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。從那兒以后，王光美一直關心著我們?nèi)�家人。就連后來我們住的木樨地國管局屬下的房子，聽說也是她和葉子龍、鄭天翔等幾位老首長幫忙爭取到的。

　　1981年1月，王光美將一份她發(fā)表在《工人日報》上的回憶文章——《永恒的紀念》托人送給家父，標題上方有王光美親筆題寫“寶林同志指正。王光美81年1月28日”的字樣。這份報紙一直被父親珍藏在他的檔案柜里。1982年6月，我家搬到木樨地24號樓，我家終于和王光美成了鄰居。自此，每年都會收到她通過傳達室轉來的新年賀卡。我在父親的遺物中還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封王光美1989年2月3日寫給父親的親筆信：“寶林教授：您贈我的熊貓煙，我已轉送給‘劉少奇紀念館’保存，并將陳列于其懷念室中。您的真情厚意我也向主管同志轉述。謝謝您對少奇同志的深情懷念。緊緊地握手！王光美�！蹦且豢蹋�我似乎想起父親曾經(jīng)說過，劉主席生前喜歡抽“熊貓”牌香煙，這種煙“文革”后已不多見，父親偶然得之，轉送王光美，以示懷念之情吧。1991年底，父親胃癌手術后，王光美還在秘書的陪同下來家里看望過父親，其時，她自己也是乳腺癌術后不久的病人。由此，我們?nèi)�家人都對她充滿了感激和欽佩。

　　父親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文章中曾有這樣一段敘述：1950年我在懷仁堂為毛主席演出，周總理坐在毛主席和朱老總中間。當時斯大林同志的《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》剛發(fā)表。那天我在“墊話”里說“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，可是使用語言是有階級性的”。這時只見總理高興地笑了，先拍了拍朱老總，又拍了拍主席。說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大概意思是：你看，連藝人也學馬列主義了。又有一次，那是1956年在懷仁堂，父親和郭啟儒先生合說《陰陽五行》，當說到最后“鍋字怎么寫？”“左邊一個金……”“有金了……”時，總理情不自禁地“口害——”了一聲，同時一甩手。恰似捧哏的演員說到這兒時的手勢，顯然總理完全進入了情節(jié)！因此，父親認為周總理是最好的“觀眾”，聽得認真、仔細，哪里好哪里不好，演員政治上、藝術上有沒有進步，都聽得出來。在一次聯(lián)歡會上，我母親陪周總理一起跳舞，總理邊跳邊對她說：“寶林同志放手一點嘛，寫一點東西嘛！”其實，總理是在鼓勵我父親，要他解放思想，多為人民創(chuàng)作好的相聲。

　　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時，父親正在大慶油田體驗生活，聽家人在電話里說，接到參加周總理追悼會的通知，父親立刻連夜乘火車從大慶趕回來。他和全國人民一樣，感到巨大的悲痛。內(nèi)心深處永遠懷念這位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總理。

　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，一天，陳毅副總理接見外賓后從北京飯店走出來，正準備登車，突然一聲巨響夾雜著人聲從東邊的東單體育場傳過來。陳毅同志停住腳步，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馬上打電話問一下出了什么事情。很快，有人報告說，是中央廣播說唱團對北影演員劇團的籃球比賽，票早賣光了，很多球迷滯留在體育場外，希望一睹明星們的風采，剛才因為侯寶林投籃命中，觀眾把檢票口擠塌了。陳毅同志聽了笑著用他那濃重的四川方言說：“侯寶林又跑到這里來出洋相口羅！”

　　“文革”前的一個冬日，天上下著雪。因為臨近過年，演出后，中南海特意安排了招待宴會。待到酒足飯飽，大伙準備“打道回府”，剛走到宴會廳門口，父親正好碰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志，盛情難卻，父親被拉回去接著喝。以后，每當有人夸父親酒量好時，父親就會頗為得意地提起此事。他說那天由于心情激動，一連又喝了17小杯茅臺，還拒絕讓人派車送他回家。那時，我家就住在復興門外真武廟廣播局宿舍，距離中南海不算太遠。父親一人從中南海西門出來，往南，再往西沿著長安街往家走。天已近午夜，街上行人寥寥。走到西單路口時，父親看見一個撿爛紙的男子在雪地里費力地拖著一個大麻包，朝宣武門方向艱難地走著。父親站在那兒，看著他漸去的背影和雪地上留下的一溜擦痕。或許是回憶起自己兒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經(jīng)歷吧。這時，迎面來了一輛三輪車，車子停下來，車夫問父親是否需要雇車回家。父親從兜里掏出兩元錢交到車夫的手上，用手指著那個撿爛紙的人對車夫說：“勞您駕，把那個人送回家吧！”

　　父親到家，將當晚發(fā)生的事一樁樁一件件地告訴了母親。許多年后，父親去世了，也是一個雪天的夜晚，母親將這個故事娓娓地講給我聽。

　�。ū疚恼�自《七嘴八舌侯家事兒》，侯鑫著，中華書局2008年1月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