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(jù)瞭望東方周刊 從地方到全國,房子問題無疑是“兩會”上最受關注的第一大話題。說房子已成為億萬國人的頭等大事,恐怕沒有人會反對。
那么,房地產問題的根源在哪里?又如何破解?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專訪了長期關注此問題、并以敢言著稱的國務院參事任玉嶺。
美國歸來的地產商說:在美國利潤15%,回國150%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在你看來,中國房地產的問題出在哪里?
任玉嶺:我認為房地產問題應該從解決腐敗入手,這是一個要害。就像足球一樣,中國的足球為什么上不去?從10年前的世界41名變到了現(xiàn)在的97名,原因在哪?花錢少嗎?人員少嗎?為什么老在往后退?最后知道了,是因為腐敗。
今年1月10日,國務院出臺了促進房地產平穩(wěn)發(fā)展的通知,內容切中要害。但這次通知能否很好發(fā)揮作用,關鍵在于政策的執(zhí)行力能否確保。過去幾年為抑制房價飆升,出臺了不少通知和文件,但每出臺一次文件都迎來一次房價增長。這和當年藥品的情況類似,國家降一次藥價,藥價就迎來一次增長。
我們今天的房地產業(yè),說穿了,就跟足球和當年的藥價是一樣的。房地產的腐敗一天不除,中央關于房地產政策的推動就難以實現(xiàn)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據(jù)你觀察,房地產腐敗問題到了怎樣一個程度?
任玉嶺:應該說相當嚴重,甚至是積重難返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、云南原省長李嘉廷、山東省委原副書記杜世成、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軍,統(tǒng)統(tǒng)倒在房地產問題上。
我18年來親眼目睹的一些情況,也同樣反映出這個領域的腐敗大得不得了。一般情況下,凡是高利潤領域都是最易出現(xiàn)腐敗的地方。房地產正是如此。
20年前我在廣西北海當副市長的時候,就已經(jīng)感受到房地產領域因為有暴利,必然要出現(xiàn)高腐敗。當年北海一個管土地的科長出了問題,然后就換了一個工作比較有經(jīng)驗的共產黨員來接替,結果他上臺不到半年,床底下就被搜出300多萬的現(xiàn)金。他臨上“斷頭臺”的時候,這300多萬還沒有動,有的上面夾著名片,他甚至都沒有打開過捆。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。為什么干六個月就有這么多人給他送這么多錢?就是因為這個領域的利潤太高了。
舉一個我知道的老板的例子。他當時拿了一張圖,說要建一個什么中心,就在北海拿到了20畝地,每畝地劃撥價10萬元,20畝地是200萬?墒峭饷娴氖袌鰞r是80萬一畝,他倒出去的時候就變成了1600萬。他付出200萬的成本之后還剩1400萬。從這個老板手中買地的人少帶了300萬,給他寫了個欠條。也就是說,這個老板手里有1100萬,除去打點各個方面以后,還有1000萬,很快他就成了千萬富翁。后來那個欠他300萬的人因為買房子買虧了,在泡沫之后垮了下去,一無所有。這個老板就說算了吧,把300萬元欠條當著欠款人的面給撕掉了。就這么簡單,300萬不要了。為什么?因為他的錢賺得太容易了。
我認識的朋友當中,有兩個在1997年下海做房地產。一個人借了30萬元起家,一個人借了500萬元起家。后者在9年后的2006年已經(jīng)進入了中國財富100強的前幾名;而前者,在2005年的一個公開場合,講他的凈資產已經(jīng)達到25個億。
所以有些人說房地產沒有暴利,那是不顧事實的,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、親身經(jīng)歷、親自交往的朋友,他們就是這么過來的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圍繞房地產,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。
任玉嶺:的確是這樣。我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講課,有學生跟我說,前一天有個官員來給他們講,說房地產的利潤最多是7%。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種情況?我懷疑是有人被收買了。
我還知道,一個房地產開發(fā)企業(yè)負責售房的人告訴我,某經(jīng)濟適用房小區(qū)有一棟位置最好面臨花園的大樓,總面積不少于20000平方米,整棟送給了某個主管單位,因此,院內百姓都稱這座樓為“腐敗樓”。八年多過去了,這棟樓還有很多戶沒入住。
房地產實際利潤如何呢?我2007年春節(jié)在北京貴賓樓一個宴會上專門調查了兩個房地產老板。我問一個國有成分占主要比例的企業(yè)老板,你們的利潤有沒有100%?他當時說何止100%!
我又問另外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房地產老板,他說他在美國的利潤是在15%上下,回到國內就達到150%。
應該把房地產的問題,房地產內部的商業(yè)賄賂,作為紀檢部門查處的重點。這將是解決廣大百姓住房困難問題的關鍵之關鍵。
在中國沒有房子住被認為是最大痛苦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破除腐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不過除此之外,恐怕還有一些因素也同樣屬于根子上的原因,比如土地財政的問題。
任玉嶺:根治房地產問題,我認為現(xiàn)在有三個方面的觀念需要解決。第一個觀念,房地產涉及60多個行業(yè),特別是鋼鐵水泥、建筑材料等行業(yè)。誰都擔心房地產問題處理不好,會影響經(jīng)濟發(fā)展。那些特別關注GDP的經(jīng)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。實際上,現(xiàn)在“保的是什么”這個問題沒有弄清楚。很有可能保的是少數(shù)人的利益,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是被腐蝕的某些干部的利益。
那么,房地產要不要保?我認為一定要!,F(xiàn)在的問題是怎樣保。只要端正認識,瞄準市場去建房,就一定能保證房地產的穩(wěn)定發(fā)展。
我們有1.4億農民工在城市,有上千萬、甚至更多的由農村走出的大學生,他們對住房嗷嗷待哺。如果我們把建什么樣的房地產、為誰建房的問題妥善解決了,房地產就必將面臨一個巨大的發(fā)展空間。搞得好,不僅不會下滑,而且會有大發(fā)展,不僅不會影響GDP的增長,而且會使GDP的增量更有保障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其他兩個要改變的觀念是什么?
任玉嶺:第二個就是土地財政。必須解決好政府財政對土地的依賴。改革開放初期,我們政府沒有靠土地來發(fā)展經(jīng)濟,而是靠創(chuàng)新思維、靠改革開放來推進經(jīng)濟發(fā)展。再過十年、二十年之后,中國也可能再沒有土地可以保政府的財政了。因此,現(xiàn)在依靠土地來維持、促進財政增收的做法,是一種不可持續(xù)的做法,F(xiàn)在北京、上海財政的很大比例是靠土地提供的,這樣怎么能夠降低城市門檻?怎么能夠解決廣大城市居民沒有住房的問題?我們應該考慮讓老百姓在土地上受益,一定要遏制通過土地獲得財政收益的巨大沖動。
第三個問題,就是建房一定要從中國實際出發(fā)。我們有些地方領導,在報紙上喊中國人不需要有自己的住房,說外國人很多都不要自己的住房。這些人沒有設身處地,沒有把自己放到群眾之中。中國人與外國人不一樣。首先,中國有兩個成語,一個叫“安居樂業(yè)”,另一個叫“流離失所”。在中國一旦沒有房子,就是最大的痛苦。遠在1500年前,杜甫就寫道: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毛澤東也曾經(jīng)專門書寫過這句話。這句話現(xiàn)在被新加坡的住房部門拿去,作為他們的局訓。
改革開放之初,只要國家新建一個科研機構或一所大學,都要想盡辦法在周圍建一些宿舍。例如中國科學院的很多研究所,又如北京學院路的很多大學,都是這樣。年輕人在那里工作,吃完晚飯就上實驗室,有時晚上的工作時間比白天還多。我們現(xiàn)在的科技資金成幾十倍、上百倍地增加,為什么還與諾貝爾獎無緣?我認為是與我們很多的安排,與很多年輕人沒有固定居所是有直接關系的。居住在幾十公里以外,路上要消耗幾個小時,怎么能夠安心?怎么能有更多的時間鉆研問題呢?
要使大家居有恒,并不是說一定要擁有房產權。我一直主張要大量興建廉租房,多到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租給你。到這種程度,房地產也會得到大發(fā)展,人民也可以安居樂業(yè)了。
還有,由于沒有住所,很多農民工夫妻同在一個城市,卻不能在一起生活。也因為沒有房子,有很多農民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鄉(xiāng)。廣州前幾年曾有一個報紙報道,63%的已婚農民工常年沒有夫妻生活。我在金華做調查的時候,有一個小市的市長告訴我,農民工因為沒有自己的居所,夫妻在樹林里做愛還被公安局給抓了。這個例子雖然小,但是很值得我們注意。
還有兒童,現(xiàn)在有兩千多萬兒童留在農村,不能和父母在一起,原因是什么?就是沒有房子,沒有便宜房子。這就為我們的社會不僅帶來了今天的問題,而且會帶來明天的問題。最近有專門研究指出,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問題,很多與缺乏雙親的照顧和教育直接相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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