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12月10日,5名自稱為“國務院內參”的記者,在山西省蒲縣某煤礦不期而至,隨后以“內參調研”的名義索要3萬元現(xiàn)金。當晚19時許,接到舉報的執(zhí)法人員將他們抓獲,并查獲用于作案的筆記本電腦、微型攝像機、照相機、桑塔納轎車以及假印章、假證件等物品。
2004年春節(jié)過后,山西省冒出十幾家非法期刊社,而且私自設立所謂的工作站、記者站,招聘“記者”,從事非法新聞采訪活動。針對這種情況,山西省先后出動檢查人員近5000人次,進行專項整治,以維護正常的新聞秩序和社會秩序。
既攝像又拍照 拉起架勢索要錢財
2004年9月24日深夜,蒲縣黑龍關某煤礦。一個身影神秘晃動,手握攝像機拍錄了該煤礦。次日,此人找到該礦負責人并出示記者證:“我是《中國法制報道》記者,你們礦偷著生產,要登報曝光。”
次日,臨汾市公安局文化保衛(wèi)分局接到該礦舉報電話:“有一位名叫劉濤的記者,他說掌握了我們違法生產證據(jù),以要曝光為由威脅我們。”隨即公安機關根據(jù)舉報人提供的線索,將劉濤當場抓獲,經查其所持記者證屬偽造。
劉濤,原名劉海龍,山西翼城縣人!皠⒑}堃约儆浾呱矸葸M行詐騙活動,跨越了多個地區(qū),涉及鄉(xiāng)寧、曲沃、安澤等地的10余個執(zhí)法單位和企業(yè)!迸R汾市公安局文化保衛(wèi)分局局長郭春平說。經公安機關查明,自2003年9月始,劉海龍冒充記者四處敲詐勒索,金額達14萬多元。
據(jù)臨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段協(xié)平介紹,“一些假記者的裝備齊全精良,特別是高級照相機、攝像機已成為他們的必備工具。他們扛著攝像機到處攝像、拍照,目的就是拉起架勢索要錢財!
山西是產煤大省,每天成千上萬輛汽車向外省運煤。這些車輛或因超載理應被罰,或因執(zhí)法人員的不當執(zhí)法無辜被罰,也有正常交納的費用,一車煤運出要一定的開支。于是,一些假記者就瞄上送煤車這一行當,或者發(fā)現(xiàn)執(zhí)法人員的問題以媒體曝光恐嚇,或拿出假記者證、攝像機蒙騙,送煤車過卡。據(jù)知情人反映,把一車煤送到省界,一般收取數(shù)百元甚至上千元。
據(jù)了解,目前假記者已不滿足于“東一榔頭西一棒槌”的小打小鬧,而是有意識地利用一些非法期刊進行規(guī)模化斂財,呈現(xiàn)一種系統(tǒng)化、組織化的傾向。
在本文開頭自稱是“國務院內參”記者的身上,公安機關收繳了“內參調研證”“《決策動態(tài)》(內參)工作證”等。讓人可笑又可氣的是,“內參調研證”上所繪的中國地圖,既沒有標出海南島,也沒有標出南沙群島。目前,這5名假記者已被臨汾市公安局刑事拘留,此案還在進一步審理之中。
據(jù)山西省“掃黃辦”副主任馬愛民介紹,假記者的敲詐對象一般有四種:煤礦、其他私營企業(yè)、發(fā)生不當行為的政府和執(zhí)法部門、各種事故的當事人和單位的法人。敲詐手法主要有以下兩種:
第一,找毛病。假記者發(fā)現(xiàn)上述四種對象的問題,先以媒體曝光要挾,進而擺出大刊物“記者”的架子,吹噓自己能夠擺平,詐騙當事人或單位領導進行直接現(xiàn)金交易,或者出資在其刊物上刊登廣告,然后,這些人再拿廣告提成。
這些假記者“胃口”很大。據(jù)一名私營企業(yè)主反映,有一名假記者拿著攝像機在他的企業(yè)“照”了半天,說問題嚴重,又不說什么問題,只說要向上反映,要公開曝光。臨走時,該私營企業(yè)主拿出兩條煙和2000元錢,假記者直接把煙和錢從車里甩了出來,扔下一句“你當打發(fā)要飯的!”
第二,不斷騷擾。這些假記者都有一股拿不到錢不罷休的“干勁”,只要盯上你,或者說你有問題,一曝光就不得了;或者說你的工作好,有創(chuàng)造性,宣傳出去對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和個人提拔有好處,總之是不斷地打電話,不停地上門。無奈之下,一些單位就花錢打發(fā)走這些假記者,息事寧人。
在一些地方,假記者的出現(xiàn)已成為社會公害。山西省2004年就取締非法期刊社、工作站、記者站21個,移交和警方抓獲的假記者17人。臨汾市聘請100多名新聞工作監(jiān)督員,監(jiān)督媒體從業(yè)人員紀律情況,加大對假記者的打擊力度,查處5起以境外期刊和其他媒體“記者”身份進行非法活動的案件。
誰為假記者提供了滋生的溫床
一些單位和部門,不能正確面對自身工作中出現(xiàn)的失誤,卻要千方百計遮遮掩掩。這時恰逢假記者前來行騙,一個要撈一個要送,結果是“周瑜打黃蓋,一個愿打一個愿挨”。臨汾市文化新聞出版管理局新聞出版科科長謝惠生形象地說。
如果說一些單位和部門不能正確面對輿論監(jiān)督,不敢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錯誤,助長了假記者氣焰的話,那么一些非法期刊社、記者站的存在則為假記者提供了滋生的溫床,他們利用非法期刊和記者站進行敲詐勒索,并通過賣站名、社名,賣假記者證、調查證非法斂財。
2004年以來,山西省連續(xù)查處了9個設在太原市的非法期刊社、記者站和設在其他城市的13個所謂分社、分站,他們所出的刊物均無國內統(tǒng)一刊號,利用境外注冊刊號在境內非法出版,或者假冒國內合法報刊,招聘“記者”賣假記者證。
馬愛民說,這些非法期刊社和記者站,一是拉大旗做虎皮,二是假事真做、裝模作樣。很多非法出版物往往冠名“中國”,如《中國經濟論壇》《創(chuàng)業(yè)中國》等,具有很大的欺騙性。
另外,這些非法期刊裝幀“考究”,不時登有各級領導人的照片。這些非法期刊多為“贈閱”,“在我們查處案件中,除《法制新聞》(B刊)有部分銷售外,很多都是‘贈閱’,以便受到查處時,以沒有經營收入為借口逃避打擊。”馬愛民說。
“一些非法期刊所刊載文章,多以揭露社會問題為主,往往危言聳聽。而且假記者成分雜亂,有的是為了斂財,有的則是借非法出版物寫文章泄一己私怨。”山西省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副處長王志文說。
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、省“掃黃辦”主任李銳峰說,山西查獲的非法期刊社和記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謂“總部”交納了數(shù)萬元人民幣,購買站名、社名,每年還要上交數(shù)目不等的“管理費”?偛渴斟X后只給一個站名、社名和“國際標準刊號”,有的發(fā)一個“公章”和社名、站名的銅牌,有的則讓私自去做公章和銅牌。
非法期刊社、記者站設立后,他們便開始“招兵買馬”,同樣不講任何資質、條件,交錢就行。前來應聘的每個人需要交納3000元至5000元不等,有的叫職業(yè)押金,有的叫培訓費,有的叫證件和培訓資料費,然后發(fā)假記者證。同時,這些非法期刊社、記者站還進行“業(yè)務培訓”,有的甚至配發(fā)假警服。
值得欣慰的是,在2004年,包括《法制新聞》山西記者站、《創(chuàng)業(yè)中國》山西記者站、《警視?飞轿鬓k事處等在內的非法機構受到查處。特別是臨汾市已取締名目繁多的非法記者站達20個,如《中國警視周刊》晉南工作站、《法制月報》晉南工作站等。這無疑有效遏制了非法新聞活動,維護了正常的新聞秩序和社會秩序。
重拳打假 何處下手
針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報刊牟取非法利益,全國“掃黃辦”將進一步開展專項整治行動。新聞出版總署市場監(jiān)管局副局長、全國“掃黃辦”副主任曹宏隨表示,同時進一步加強對防范、辨別真假記者和報刊知識的宣傳。新版記者證自全部上網向社會公開以來,很多基層單位和個人通過“中國記者網”了解到了新聞機構和記者的情況,既保障了真記者正常的采訪活動,也打擊了假記者的違法犯罪活動。
對于非法期刊社、記者站和假記者的存在,不少地方新聞宣傳部門的干部認為,在司法介入的同時,全社會特別是一些黨政機關要提高警惕,識破假記者招搖撞騙的伎倆,這樣才能打壓假記者為非作歹的空間。同時,真記者要增強自律意識,從嚴要求自己,這是樹立記者隊伍良好公眾形象的長治之道,更是讓假記者無處藏身的久安之策。
“山西打擊非法出版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但是我們也感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。”馬愛民說,“在查處一些非法期刊案件時,許多人問的第一句話就是雜志的內容有沒有問題,好像內容沒問題,雜志就沒問題。也有不少單位和群眾,明明是被詐騙了錢財,但抱著破財免災、息事寧人的態(tài)度,連作證也不愿意,這就在無形中幫了假記者的忙!
山西省某縣委宣傳部一名干部經常被一些單位請去“接待”或“斡旋”。他說,對真假記者分辨不是問題。早些年,一旦我拆穿假記者的真面目,這些人就知趣地走了。但近幾年這些人活動十分頻繁,他會一直盯上你,有機會就找麻煩。
他說:“前些年,我們派出所拘留過幾個假記者。但這幾年派出所說啥也不敢動真格了,因為這些假記者背后有各種各樣的關系網。他們打著某領導或媒體負責人的旗號,我們打電話核實,這些領導就說是自己的小兄弟,多關照。這樣的假記者我們基層干部哪里敢得罪?”
據(jù)了解,假記者和非法期刊總是首先欺騙各級黨政領導,以達到欺騙更多群眾的目的!毒晫?吩谏轿鞣欠ǔ霭鏁r,在給領導和知名人士充當其編委的邀請信中,稱其出一本“專輯”,哄騙不少人簽了“同意”字樣,但轉眼就把這些名字印到所謂刊物編委會的名單里了。
李銳峰表示,整頓假記者、規(guī)范媒體從業(yè)行為,除了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加大工作力度以外,還應發(fā)動全社會進行監(jiān)督,讓全社會知道這些假記者和非法期刊社的伎倆。加強對從業(yè)人員的管理,向全社會公布監(jiān)督電話,把好進口關,出問題不護短。同時,根據(jù)市場競爭需要,各媒體應培養(yǎng)、建立專業(yè)化的、作風過硬的營銷隊伍,改變目前為創(chuàng)收而濫設站、濫招人的局面。
在臨汾市看守所,一名假記者被問及為什么要冒充記者時說:“因為記者這個職業(yè)受人尊重,在一般人的眼里比較神圣。另外,現(xiàn)在新聞文化部門和宣傳部門的管理上也有漏洞可鉆。”
假記者的這句話,不能不讓人反思啊!(來源:新華網記者李亞杰、尹天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