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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月20日，參加“降低漫游費上限標準”聽證會的四川代表黎香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，對國家發(fā)改委和信產部發(fā)給他的聽證材料表示了不滿。他說，他收到的材料足足有一箱，當他花了大量時間研讀完畢后，才發(fā)現這些材料似乎與本次聽證會沒有多少必然聯(lián)系。黎香友直言他看完這些材料后有“很無奈”的感覺，不過也體會到了聽證會組織方的“用心良苦”，他覺得這些聽證材料有轉移聽證代表注意力之嫌�！�(《成都商報》1月21日)

　　足足一箱聽證材料，其中包括六本移動通信運營商的年報，內容卻不是詳細介紹國內手機漫游成本，而是介紹他們在國外的投資。我相信，對于任何聽證代表來說，面對如此“翔實”的材料，如果不想被“繞暈”，那就只能被“累倒”了。就算聽證代表出于強烈責任感，寧可累倒也要保持清醒頭腦，那也不能高興過早。聽證過程的安排，也許還會讓你的各種準備大打折扣———據去年12月15日的《法制晚報》報道，在“提保額、降保費”的交強險費率聽證會上，各方爭論激烈，參會者不僅普遍認為交強險數據不夠細化，而且會議由原定兩小時延長到5小時后，還是僅有個別代表得以提問。這樣的遺憾，不僅留給了聽證代表，也讓所有關注于此的公眾備感失落。聽證時間延長一倍多，質詢時間還這么短，多數時間都用來“聽”，這樣的安排意味著什么呢？

　　從“一箱聽證材料”到“少數代表提問”，誰也不難看出，雖然表現不同，但兩件事透視出的，都是聽證組織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遺憾之處。一是對聽證的準備工作，缺少相關標準的把關。比如，被聽證者到底應該拿出什么樣的材料才可以上會？聽證代表到底應該怎樣遴選才能確保公正？二是對聽證的“過程藝術”缺乏把握。聽證本身就是一個討論、論證的“過程藝術”。所以其最大意義，是聽證導向是否中立，各方陳述是否充分，形成決議時是否充分尊重所有意見。在聽證程序上，聽、詢、證的時間分配，應該本著集中、充分、透徹的目的要求，科學合理地安排。如果把“聽”的時間拖的很長，“詢”與“證”就勢必要缺斤短兩，聽證的效果就難以保證。

　　先用“一箱聽證材料”來磨一磨你的耐心，再用“少數代表提問”來挫一挫你的銳氣。盡管誰也不愿意用這種“誅心”的方式來臆測聽證組織者，但是事實與效果，卻讓人無法不產生這樣的聯(lián)想。如何用新的事實來改變人們對聽證的認識，當為相關人士所認真考慮。 文/馬龍生